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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美日联合舰队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威慑。在冷战期间，友好与敌对的界限相当清楚，尤其是在冷战的前二十年里。美国在北约有盟友，在东亚有双边同盟，并参与了像“太平洋共同防卫组织”与“东南亚联盟组织”那样的协定。它们或多或少都是为了针对苏联（以及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在国际关系缓和时期以及尼克松向中国开放后，这些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但是基本的观点依然没有变：谁应当被威慑以及谁需要得到安全保证是相当明显的。当危机爆发时（例如在柏林多次出现的僵局），美国可以发出明确的信号，即它会毫不含糊地防卫其盟友。这些信号包括公开表示支持以及提高军事合作（例如联合军演）。但是在这次特殊的（钓鱼岛）冲突中，美国似乎不想发出这类信号。
原因就在于中国并不是敌人，并且奥巴马政府一直小心地避免将中国当作敌人对待。在不断发生的领土争端问题上，美国一直不厌其烦地公开表明其中立的立场，尽管存在对日本的明确的条约承诺。就在上周，国防部长帕内塔宣布了一个决定，将在日本布置新的导弹防御雷达——在危机时刻，这是一个重要却相当常规的表达美国军事利益的信号。然而第二天，帕内塔就到了中国，其主要目标是要与北京建立更好的军队关系。美国一直在劝说中国透明化其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而加强军队关系对此具有关键意义。帕内塔访问了一个中国海军基地，这是提高两国之间防御透明度的重要一步。提高对中国军事力量的确定性将是美国长久的兴趣，但这也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中国一直担心美国的对日安全承诺是为了遏制自己。美国的对华目标将会对美国在困难时期如何向日本发出信号产生重大影响。
资料图：美日联合舰队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对比一下美国向韩国发出的适当信号。美国密切注视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试验以及严重的挑衅行为，并经常重申其坚定不移地站在韩国一边的承诺。美韩两国举行非常公开的联合军事演习，并决定再保留几年他们持续甚久的联合部队结构。美、韩、朝三国之间的军事动态决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但是它有一种与中-日-美关系完全不同的沟通方式，尤其在威慑与安全保证方面。
因此，我们该如何应对东海延伸威慑的困境呢？显然，我们需要精确地调整外交政策，以应付这些安全保证与威慑的挑战。冷战式的言论是不可取的，它以疏远关键的合作伙伴为代价支持我们的盟友。
2011年，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宣布了“延伸威慑对话”的开始。这是一个常设性的协商机制，使盟友在有关和平时期安全保障的问题上保持密切沟通。另外一个叫做“延伸威慑政策委员会”的类似机构则是为美韩同盟而设。自1966年以来，北约一直有一个核计划小组，使成员国在关键性的防御事务上能够进行磋商。而这些举措是受到美国东亚盟友的欢迎的。和平时期的协商机制能够促进联盟内部的凝聚力，并且使盟国在危机出现的时候更有可能保持一致。
在缓和未来钓鱼岛争端的问题上，美日之间的沟通与规划以及中美之间的军事透明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要在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将是比较困难的。毫无疑问，在延伸威胁的关键性问题上我们并没有充分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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